钱瑛：《风筝》钱部长原型，晚辈称她“四爷”，周总理称她“女包公”

1954年9月，北京中南海。一份任命书送到一个女人手里——新中国监察部首任部长。这个女人曾坐过四年零五个月的国民党监狱，曾在苏联把亲生女儿送进福利院，曾在丈夫就义后独自扛着枪在洪湖打游击。

她叫钱瑛，周恩来叫她"铁面无私"，干部群众叫她"女包公"。

1903年，湖北咸宁。

钱瑛出生了。家里开药铺，日子将将够过。她父亲死得早，母亲带着几个孩子回乡种地，过的是能吃饱就算不错的日子。那个年代，女孩子几乎没有什么选择：缠足、嫁人、一辈子守在灶台边。

但钱瑛不肯。

她先是缠足这关就没过——她哭着求母亲，软磨硬泡，总算保住了一双天足。后来读了书，进了学堂，脑子里装进来的东西越来越多，人也越来越不好管。

19岁那年，问题来了。

母亲给她定了门亲事——对方是大户人家的儿子，聘礼已经收下。在那个年代，这件事基本就算板上钉钉了。但钱瑛偏不。她不娶，不嫁，死活不点头。母亲说了多少次，她就顶回多少次。

后来她自己动了手。

深夜，她写好一封绝笔信，拿起一把剪刀，刺向自己的咽喉。母亲在门外听见动静，破门而入，大夫来了，人救回来了，婚退了。

钱瑛的颈部从此留下一道深深的疤痕，跟了她一辈子。

这件事在湖北咸宁的亲戚朋友中间传开，都说这个姑娘太烈，脾气比男人还硬。后来她做了大官，晚辈们喊她"四爷"，也有这层意思在里头——

这不是个能糊弄的人，骨头里头长的全是犟劲儿。

1924年秋，钱瑛考进湖北省立女子师范学校，命运的方向就此偏转。

学校里，她遇到了董必武、陈潭秋这样的人。那是一批真正在想"中国往哪儿走"的人，他们带来的不是旧书本里的道理，是马克思主义，是"工人阶级要翻身"这样的新话。钱瑛听进去了，而且记住了。

1927年5月，她加入中国共产党。

入党之前，她的革命经历已经开始。1927年7月，大革命失败的那个动荡夏天，她被派到江西九江总工会做干事，负责纱厂和火柴厂的工会工作。脚还没站稳，国民党就开始大规模搜捕共产党人，城里到处是枪声。

她没有被抓住。每次都跑掉了。

南昌起义之后她跟着队伍去广东，广州起义失败又辗转去了上海。1928年3月，她在广东省委做技术工作；同年7月，转到全国总工会做秘书和内部交通工作。

她那时候二十五岁，已经在刀刃上走了整整一年。

1928年的上海，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机关里，钱瑛遇见了谭寿林。

这个男人比她大七岁，北京大学毕业，当时是全国海员总工会秘书长。他1924年秋入党，跟着李大钊读书，后来到广西做地委书记，参加过广州起义，辗转到上海之前已经被捕过不止一次。他写过一部自传体小说，叫《俘虏的生还》，里头的主人公阿曼，讲的就是他自己的经历。他在书里写："我要将我的生命献给我们的新时代。"

这句话不是漂亮话，他后来真的做到了。

钱瑛在此之前读过谭寿林写的文章，见了面反而没有陌生感。两个人都是从枪林弹雨里滚出来的，说话做事都干脆，彼此的价值观几乎一模一样。

1928年12月，他们结婚了。婚礼很简单，没有排场。

两个人偶尔攒到一点钱，就去街边馄饨摊上改善生活，你一口我一口，这是他们最甜蜜的日子。

但这种日子没过多久。

1929年初，组织上有个去苏联留学的名额，钱瑛报了名，谭寿林支持她去。新婚不到三个月，两人就此分开。

钱瑛到了莫斯科共产主义劳动大学，没多久发现自己怀孕了。

孩子不是计划之内的。她当时的处境，既要应付学业，又要应对王明那批人的政治打压，连自己的处境都说不上稳定，更没有能力带一个孩子。

女儿出生后，她送进了苏联的保育院，每天去两次喂奶，一边喂，一边继续念书。

1931年春天，学业结束，她回国了。女儿，留在了苏联。

她以为总有机会接回来的。

但她等来的，不是女儿，而是丈夫牺牲的消息。

1931年3月，钱瑛回到上海，与谭寿林短暂团聚了二十多天。组织上原本安排他们一起去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工作。出发前夕，上海的工会组织突然遭到破坏，谭寿林留下来善后，让钱瑛先走一步。

钱瑛一个人出发了。这一别，就是永别。

1931年4月，谭寿林被捕。敌人用了各种手段——"反上吊"、烧红铁条烙胸腹……他什么都没说。没有一句有用的话从他嘴里出来。5月23日被押到南京，最终被判处死刑。

1931年5月30日，谭寿林在南京雨花台就义，年仅35岁。

消息传到湘鄂西根据地，28岁的钱瑛悲痛欲绝。

她后来回忆，两年零五个月的婚姻里，他们真正在一起的时间，相处不到百日。

谭寿林给她留了一封信，大意是：我们未竟的事业，我们的孩子，只有靠你一人奋斗了。在看得见你的地方，我的眼睛和你在一起；在看不见你的地方，我的心和你在一起。

那块谭寿林送她的怀表，钱瑛带了很多年。直到1933年被捕押送途中，她突然想起表里有二人的合照，会暴露身份，才忍痛把它扔路边草丛

1951年，钱瑛托人多方查找女儿下落，终于得到消息——女儿早在她离开苏联不久后，就已经在莫斯科的婴儿院夭折了。

那天深夜，她一个人站在谭寿林的遗像前，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他。

青年丧夫，中年丧女。

她这一生，丢掉的，远比得到的多。

此后余生，从未再嫁。

谭寿林的消息传来，钱瑛没有就此垮下去。

她在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接着干。1931年8月到1932年9月，她先后担任中共潜江县委组织部部长、县委书记，在洪湖一带组织农民运动，打土豪，分田地，还带出了一支几百人的游击队，

三次阻击敌军进犯，四次配合红军进驻潜江县城

。根据这段历史，新中国成立后有了那部著名的歌剧《洪湖赤卫队》，主角韩英，原型之一就是她。贺龙看了之后说："台上的韩英，典型地再现了当年的钱瑛同志。"

1932年9月，形势急转。

红军主力撤离洪湖地区，根据地即将不保，国民党开始悬赏通缉钱瑛。她机警脱身，经武汉辗转转移到上海，继续从事地下工作，担任中共江苏省妇委秘书、妇女部部长，对外化名"彭友姑"，隐瞒了自己的全部经历。

但危险从来没有真正离开过。

1933年4月，她的上级周超英被捕后叛变，供出了钱瑛。

钱瑛随即落网。

被捕那天，她在法庭上没有低头，痛斥国民党。据当时在场的人事后回忆，她的气势让审判人员也无从应对。她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，移送南京老虎桥监狱，后转入首都反省院。

进了反省院，她没有安分待着。

她带着帅孟奇等人发动狱中绝食斗争

，拒不"反省"、拒不"悔过"，拒不向国民党党旗行礼，拒不唱国民党党歌。四年多的时间里，她把监狱里能闹的事，几乎都闹了一遍。首都反省院对她恨之入骨。

1937年，全面抗战爆发，国共重新合作，周恩来和叶剑英向国民政府点名要人。首都反省院千方百计阻拦，不想放她出去。

最终经过反复交涉，在日军飞机轰炸最猛烈的9月25日，钱瑛带领最后13名政治犯走出了那座关押她四年零五个月的监狱大门。

出狱时，她的罪名没有被撤销，档案里写的还是"政治犯"。

但她自己清楚，她没有叛变，没有妥协，没有在那个暗无天日的地方折断。后来"文化大革命"中，有人企图找出她叛变的证据，找来了当年审理她案件的一名在押犯做证人，没想到这名在押犯说："当年彭友姑没有叛变，她在法庭上和法官辩论的英雄气概实在了不起，我不能在这里说假话。"

事实胜于雄辩。

1937年出狱，进入延安时期，钱瑛继续干地下工作。

抗日战争期间，她先后在南方局、中共中央重庆局担任组织工作，成为中共西南地下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。这段时期，周恩来对她的评价是"铁面无私"，刘少奇说她"是能够独当一面的好同志"。

但她干的最有分量的一件事，是在延安"抢救运动"中站出来说话。

1943年，康生主持发起"抢救运动"，把长期在国统区从事地下工作的共产党员，大批打成"红旗党"——所谓"打着共产党的旗子，干的是维护国民党的事"。这个帽子扣下来，一大批在白区工作的同志被当成特务整肃。

钱瑛自己就是从国统区地下工作里走出来的，她本人当时也被作为 “红旗党” 嫌疑人受到审查，她知道这些人干的是什么、受过什么风险。她没有跟着沉默，

而是两次直接找到中央社会部，驳斥"红旗党"的定性，为被冤屈的同志申辩，提供证明。

这是要冒政治风险的。康生在延安权势正重，得罪他的人没几个有好下场。但钱瑛干了，而且干得理直气壮。她的口头禅是："不怕鬼！"这三个字，她不只说说而已。

1956年，党的八大召开，身为监察部部长的钱瑛在大会上发言，直接指出："国家行政机构庞大、重叠，是官僚主义滋长的温床。"她还点出监察机关自身也存在"斗争勇气不足、原则性不强"的问题。在大会上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说这种话，需要一定的胆气。

她从来不是一个把话咽回去的人。

1949年5月，武汉解放。周恩来主持召开南下领导干部会议，钱瑛被任命为华中局组织部第一副部长，随后华中局改为中南局，她任中南局常委、组织部部长，同时兼任中南妇委书记、妇联主任、纪委副书记、军政委员、人事部长等一串职务。

解放后的中南局，大权在握、跑来走关系的人不在少数。钱瑛是湖北本地人，亲朋故旧很多，但不论是谁找她，她一律不开后门。

有一件事可以说明这一点。

1950年，她的二姐提着一大箱契约上门，装的是田地、山林、房产的地契。农村土改在即，二姐来问她该怎么办。钱瑛的态度非常直接：全部拎回去，交给贫农协会，一件不准留，现在就走，否则就打电话给公安部门。二姐没有多说，回去后全部上交了。

1952年底，中共中央决定加强纪律检查工作，调钱瑛进京，担任中央纪委副书记。

1954年9月，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召开，正式设立监察部，钱瑛出任首任部长，成为继史良之后新中国第二位女部长。

"女包公"的称号，是安徽的干部群众叫出来的。

1962 年七千人大会在北京召开，会议期间刘少奇在大会安徽组听取安徽干部的意见。大会结束之后，受中央指派，钱瑛率中央监委工作组赶赴安徽，蹲点三个月，着手处理安徽堆积如山的错案冤案

钱瑛去了之后，不轻信，不苟同，不妄断。她亲自调查，逐一对比证词，反复核实细节。最后她理清了问题的根本：原安徽省委主要领导作风霸道，谁不同意他的意见，就被打成反党分子、右派、右倾机会主义分子。

这批案子，是彻底的错案。

经过认真审查，钱瑛最终为这批人平反，推动中央监委正式作出结论。安徽干部群众一口气叫出了"女包公"三个字，从此成了她最响亮的称号。周恩来、刘少奇、邓小平，也在不同场合对她的工作给予了公开肯定。

邓小平的评价是："大公无私，能坚持原则。"

她在监察部长任上一直做到1959年4月监察部被撤销，随后转任内务部部长、中央监委专职副书记。

1966年，"文化大革命"开始。

她多年的牢狱经历被重新翻出来，作为黑材料使用。专案组四处搜集她叛变的证据，把当年的关联人一个个找来问话。但所有的证据都指向同一个结论：钱瑛没有叛变。那名在押犯拒绝作伪证的回答，至今仍被历史记录着。

此后，钱瑛被遣送到湖北。

1973年7月，钱瑛因病去世。

她走的时候，没有留下什么家产，也没有子女陪在身边。一生唯一的婚姻，止于1931年5月30日，那个谭寿林在南京雨花台倒下的日子。

此后四十二年，她一个人走完了剩下的路。

1961年，谭寿林就义30周年，钱瑛为重新出版的《俘虏的生还》赋诗一首，题为《再读〈俘虏的生还〉》，末句是："三十一年生死别，遗篇再读忆初逢。"

一个从湖北农村走出来的女人，在剪刀划破喉咙的那一夜，已经决定了这辈子不认命。

此后几十年，无论是大革命失败的逃亡，洪湖根据地的枪声，南京监狱的铁窗，还是延安复杂的政治风浪，她每一次都挺过来了。

她不是没有眼泪，是眼泪没有打倒过她。

这就是钱瑛，中国历史上那个真实存在过的"女包公"。